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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雅宝旧事(3)

丁香小院 2022-01-27 06:12:31

作者:张郎郎




第一部分第四章大雅宝胡同甲二号(1

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,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,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,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,后不见来的啊。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搬到了大雅宝,可能我的眼拙,只看到童话里的小红帽,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大灰狼。

我第一天睁开眼,就知道生活这本书全都要从头另来。老朋友兰兰住在很远的地方,《今古奇观》那本空前绝后的画册暂时看不到了。临春哥哥的卡通人物,皮诺曹、小矮人甚至连那个老巫婆,暂时都没机会见面了。这会儿连想起那老巫婆都觉得十分可爱。好在大雅宝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很多,大概有趣的故事还在后面。现在慢慢细想,那时候我还没明白搬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是一种缘分,一种福气。这么多小孩不是在学校的同学,就和你们家住在一块儿和你一起玩,你的邻居,你的朋友,你的发小儿,个个还都出自名门,哪儿去找?后来才知道以后你要再找这样的一帮孩子,大雅宝时期全家福(五十年代初),当时没有哥哥和小弟弟

还住在一块儿,是不可能的了。人家说一山不能有二虎,这院儿里家家都是藏龙卧虎,你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虎头虎脑,这个院子真是前不见有,后不见来的啊。大雅宝胡同甲二号,其实过去大概是大雅宝胡同二号的偏院儿,歪歪扭扭紧贴着二号的东墙。墙西边那才是真正的大宅门,那是个正经两三进的四合院。门口还有上马石,古时候肯定是个京官的大宅门。

我们院儿是一溜四个大小不一的院子,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。前门是个刷了红漆的铁皮的小门,密密麻麻钉满了小洋钉。门框上钉着个一尺多长、一寸来宽的木头牌子,上面用毛笔写着:。字字还透着那么股子苍劲,闹着玩哪?有人说,那是李先生写的。这院儿无论谁写的,要是搁在今天,都能刻碑。后门什么牌子也没挂,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黑漆门。

这四个院官称为:前院儿,小院儿,中院儿,后院儿。前院儿有四家。

第一家有三个孩子,老大是个姑娘,比我们大得多,不可能和我们玩,好像都已经上高中了。大儿子和我差不多大,大名叫赵春生,可比我壮得多。小儿子叫赵福生,个子很小,是个小机灵鬼儿。他爸是门房老赵,我们都叫他赵大爷,据说过去他当过警察,所以很有管理我们院子的能力。他管自己的儿子叫大福生子和小福生子,到我们嘴里,就简化为大生子,小生子。他们一家四口,就住门洞里那一间小房。北京胡同——东城区的铃铛胡同与钟楼(李玉祥提供)和他们房子一排的南房一间,是第二家。李家的姥姥和舅舅住着,因为他们是山东人,孩子就叫她老人家为老娘。后来才听说老太太姓陆,可是全院儿的孩子就这么跟着叫老娘,很少有人提到她的尊姓大名。

后来全院儿的大人小孩儿都学着各家的习惯称谓,作为这个人在本院儿的官称。

拐到西房才是李家的正屋,典型的北京住家的摆设,挂着一轴中堂,两边有对子。八仙桌必不可少,连掸瓶都齐全,擦得锃亮。第二家当时有两个孩子,老大叫李燕。我娘娘说他妈妈当年铁定是个美人,所以李燕就细皮嫩肉,眼睛很秀气。天下的事情,那会儿他就知道一半了。我记得似乎他大妹那时候就叫小妹,他的小妹妹李健是后来才出生的。他爸就是李苦禅先生,他们家里有金钱豹使的带哗哗乱响钢圈的钢叉,还有闪闪发光关公的青龙偃月刀,墙上挂着他爸扮演《金钱豹》的剧照。

他们家还有日本出版的动物珍禽图集,他告诉我:你知道沙贝为什么叫沙贝?看这就是出处:沙背罗纹鸭,哈。李燕的小舅舅大名李慧光,后来回想起来他还真是个美男子,而且非常聪明,经常语不惊人死不休。我们跟着李燕叫他小舅舅。那会儿他的主要活动是和我们一起去看绘画展览,有时候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,他当然是见好就收。。我那时候在北京男四中读书,疯狂地喜欢几何,自己跑到书店去买苏联罗巴切夫斯基的《非欧几何学》,因为那时候北京已经不卖黎曼几何的书了。我们俩有时候就一起琢磨几何的各种求证题目和作图题目,等他到美术学院附中教数学的时候,就拿我当榜样来教育学生。其实,特别可笑,他们中间就有李燕、董沙贝、李小可。小舅舅为了激励他们,就说走了嘴:

你们差远了,张郎郎多厉害,他才用了三分钟就做出来了九点共圆!

老天,就是给我三年那也画不出来九点共圆啊?爸爸作的《雪后杂院》等美院附中的其他同学来向我求证的时候,我就傻眼了。老天爷,我就是欧几里德本人,就是罗巴切夫斯基的表哥,别说一会儿,俩月他们照样还是画不出来啊。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的好意,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像我一样热爱几何和数学。他一夸人就不容易有边儿了。从此我得了一个绰号:九点共圆,到了我们美术学院的神聊大王郭怀仁嘴里,我就变成了十三点共圆啦。李燕他爸我和你们提过,那就是李苦禅先生。他原来在国立艺专国画系教花鸟,现在在等待新的教学方针。后来据说安排在陶瓷科和王清芳先生一起给做出来的花瓶上画花鸟。他妈妈是李慧文女士,在美院的卫生室当大夫。后来陶瓷科也合并到一个新的学校去了,李苦禅先生就一度调到工会去了,经常需要到大华电影院或者红星电影院去排队买票。上级不止一次地教导大家:真正的革命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,只是分工不同而已。

现在的董沙贝沙贝是第三家的长子,也是这个院儿第一个来和我打招呼的。后来,我在大雅宝真正学会北京孩子们的所有游戏,他功不可没。他黑瘦黑瘦,可是眼睛贼亮贼亮。他的怪招儿层出不穷,难怪从香港回来的黄叔叔就送给他一个大号——扭纹柴。他弟弟董沙雷就白白胖胖,整天笑眯眯的,我们一耍贫嘴他就静静地笑着,偶尔插嘴,多数时候只是微笑,比我们老实很多,什么都听哥哥的,画画没他哥哥好,可是其他所有的功课一直比哥哥好。

他爸爸就是董希文先生,当时就在家里画油画。那时候我们院儿谁家都没有画室。他妈妈张林英女士,也是杭州国立艺专毕业生,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。他们家最大的房间功能最多,是卧室,也是画室,也是我们常去玩耍的好去处。第四家就是我们家了。

 

第一部分第四章大雅宝胡同甲二号(2

虽说我们占了北房,但远不如斗鸡坑那边那么排场。我们家紧挨着沙贝他们家。他们家的餐厅和我的卧房,中间只是隔着一面大玻璃窗,我的床就紧贴在这面大玻璃旁边,估计过去这是一家人的住房。这会儿玻璃上当然都糊上了白纸,不过他们家吃饭的香味照样一点不糟蹋地全飞过来,他们聊天的声音照样欢天喜地飞过来。到晚上他们哥儿俩的影子,就在我床旁边的窗户纸上演出大型皮影戏。我要是高兴,就和他们打个招呼,有时候也贫两句,但多数的时候,我们有话还是到院子里见面细谈。我们家大姐乔乔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上班了,她是从北京育才小学直接报名去的。那时她小学还没毕业呢,就居然去上班了,开国初期什么奇迹都有。我哥哥还没找回来,不知道他在哪里呢,十年以后我才知道,他那时在雅安。于是我就名正言顺继承了他的大名,就叫这个郎郎,在家里暂时权充长子。我还有三个弟弟,大伟,寥寥,沛沛。那时候沛沛还没有出生,舅舅的两个孩子还都住在我们家,那就是我的表妹陈天玲,表弟陈天明,平常就叫他们玲玲和明明。现在想来,我们家搬来最晚,住的是全院面积最大的房屋,大概和我爸爸穿过军装有关系,也大概和我们家的孩子实在太多有关系。我妈妈那时候胆子真大,后来才知道,她是不能不管的,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年代,属于另一个阵营的人,形势所迫,不得不和许多人一起到青海去研究高原垦荒,由解放军照顾他们,他就无法照顾这些孩子了。妈妈只好把他们全接到我们家来住。

小院是我们家的后院,有我们的一间卫生间,一间厨房,还有一间小屋,住着我们家的阿姨和董家的阿姨张大娘。四九年以前,北京的老话叫老妈子,四九年以后人们按照新说法,都叫阿姨了。后来我们家的阿姨走了,玲玲就和张大娘住在那里。有时候明明也搬过去住,要是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借宿的话。

有一次在春节的前夕,明明在被窝里偷偷燃放了一种叫做耗子屎的烟花,点着了以后,那玩意儿就嗖嗖猛转、四处乱窜,结果他把自己的被窝和张大娘的被子都给点着了,幸亏他们三人还没睡觉,昏天黑地战斗在深夜,终于乌鼻黑眼地把火给扑灭了。中院,我们搬去的时候不记得有谁在那里住了,大概正好是空着的。后来我记得搬来的是两对国际伴侣。你想想五十年代的北京,胡同里的外国人比熊猫还少。刚解放还有几个,可自从一九五〇年枪毙了意大利人李安东——报纸上说他是美国间谍,,胡同里就不见踪影了。第一对是一位北朝鲜女郎嫁给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贝亚杰先生,他在这里学版画。另一对是北京美女宋怀贵嫁给了保加利亚的万曼先生,他在这里学实用美术,后来就专门设计和制作壁挂。他正好是我爸的学生。这两对儿搬到中院儿,这一片整个就轰动了。你可以想象,贝亚杰原来是捷克的国家足球队员,在北京胡同里玩摩托。,穿着月白色的布拉吉(连衣裙),梳着一条漆黑的大辫子,雪白高跟鞋“嗒嗒嗒”一溜青烟,飘逸而过。我们这群发小儿顿时两眼昏花。那会儿正领我们在胡同的三尺浮土里踢足球的,就是李燕他舅舅李慧光。他那会儿年轻气盛又爱国,这情景他绝对气不忿,缓缓说道:挺胸叠肚,昂首阔步,自以为保加利亚夫人。我们乐不可支,齐声叫好。北京孩子一起哄起来,真是卖药糖的吹喇叭——没谱儿。李慧光这回可真是高级起哄,我们全体立刻学会并背熟了他的这句名言,而且还得用他那正宗济南腔,才够味儿。那会儿我们以为,除了中国都是外国。苏联是天堂,保加利亚是天堂的接壁儿。这帮嘎杂子琉璃球,自此老远见到宋小姐的身影出现,就一块扯着嗓子起哄:“呦,呦,蛤蟆咕嘟!”她那条黑亮的辫子,从后面看,绝对是一个大蝌蚪。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,人家就是好看。好看其实挺吓人的,我们只敢远远地远远地喊两句,埋头就跑,怕人家认出来了。有一回,我可露了个大怯。

那天我和沙贝、沙雷正好一拐弯儿,宋小姐就走在我们前边儿,她左边是贝亚杰右边是万曼。董家他们哥俩就将我:你不是邪大胆儿吗?你这会儿喊一声,就算你真有本事。我从来是吃葱、吃蒜、不吃姜,那天不知哪根筋错了位,突然,就冲口儿出:“呦,呦,蛤蟆咕嘟!”

宋小姐就像没听见一样,头也不回。可是万曼和贝亚杰都惊讶地回过头来,他们哥俩都笑得快晕了,我可傻了眼了。他们站住了,我们也站住了。贝亚杰笑一笑用中文说:怎么?有意见吗?我们仨连忙边笑边齐齐摇手:没意见,没意见。绝对没意见。从此我们就不再起这个哄了,这两个留学生,就和我们成了朋友。万曼比较内向,贝亚杰就喜欢热闹,喜欢和我们这帮土匪一起玩儿,没事儿就和我们一起在胡同里踢球。这捷克前国脚一丫儿踢过去人家的后墙直呼扇,老太太一路嚷一路出来:怎么啦?上房揭瓦呀?一看踢球那位原来是位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,老太太自己还有点不好意思,就说:没事没事,你们踢吧。于是笑笑就算了。我觉着贝亚杰的脚头和那时的名为“联一”的国家队后卫陈复赉的脚头一样硬朗,连在山东青年队踢过球的李慧光这会儿也一点不牛了。从此,我们院儿的足球,南小街一带所向无敌。一不留神,宋小姐从医院抱回来一个洋娃娃。我们这伙土匪好汉,全放下手里的玻璃球、洋画儿,用小脏手抹一把汗,静静地凑过去看:全傻了眼了,那洋娃娃是活的,小脸儿白得气死牛奶,比她妈妈还好看,好看得让人喘不上气来。

我们一下全变乖了,那会儿住在后院的孙克一最庄严,他妈妈负责打理这个洋娃娃。这娃娃就叫宋晓红。

我们有事没事就往孙家跑,一会儿拨浪鼓,一会儿哗啦棒锤逗她,她乐了,我们跟着傻乐;她一哭,我们立马开溜。若干年后,宋怀贵从法国回来。沧海桑田,她和万曼早就移民到法国去了。这回她是以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——马克西姆餐厅总经理的身份回来的。万曼和杭州美术学院合办了一个壁挂工作室。晓红和晓松姐弟俩也到了北京。后来无论在双榆树侯德健、程琳的小屋凑份子做饭,还是到钢琴高手陈达、高鸣鸣那里去喝酒,甚至和瞿小松、刘索拉侃山,我和晓红都是出双入对。我总是神聊海吹,她总是在一边温温地笑。

朋友们问:你们怎么认识的?

她笑着说:他总说小时候就老抱我去买冰棍儿——红果的,我不记得了。

我可是永远忘不了的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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