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吹响改革号角的“皇甫平”浮出水面,端起小板凳,听他谈反腐

新闻马赛克 2019-04-28 03:19:43

在中国,哪位评论员最出名,稍有些年纪的人肯定都知道,此人莫过于“皇甫平”了。有人又要问了“皇甫平”是哪位,前些日子,马赛君有幸结识了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周瑞金,可以说,他就是皇甫平。

周瑞金曾主持《解放日报》工作,1993年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1991215日开始,周瑞金以“皇甫平”的名义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《改革不可动摇》等系列评论,针对时弊,鼓吹改革开放,引发了一场改革开放的新思潮。


这些大名鼎鼎的文章一说出口,你肯定就知道皇甫平的厉害了。




马赛君的朋友曾与周瑞金老先生深谈反腐。

这位老报人痛批了有些地方媒体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批评,爱干一些把地方政府的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,把丑事变成好事,把灾难变成喜事的拍马屁的事。周老先生对此深恶痛绝,他表示,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腐败之一:舆论腐败。马赛君的朋友听后,非常赞同,谈话孩在继续,只得在心中默默使劲鼓掌。



马赛君之友:当前这场反腐运动可算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历时最长、强度最高、范围最广的一次反腐行动。您觉得十八大以来这两年的反腐,成败得失是什么?


周瑞金:十八大以后的这次反腐败行动,主要是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,集中体现在官员的腐败上。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突出反腐败行动,一手抓反腐败,一手抓整顿党的作风,对整个社会风气起到很大引领作用。


反腐败是我们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一战,只有这一战打好了,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进。总的来讲,反腐败是为深化改革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部署,是一个前哨战。


当然,反腐败当中整顿官场作风也带来了一些问题。比如不作为,以前有吃有喝可以干事,现在不吃不喝也不干事,这个现象是存在。由整顿作风带来消费市场的影响和经济上暂时的影响,是反腐败的副产品。但从大局看有得就有失,应该说得大于失。


马赛君之友:有人担心反腐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官员的不作为,如何权衡反腐带来的利弊呢?


周瑞金:我不担心,有一点影响,但从全局来讲,失去了一点,得到的更多。要健全一个法治国家,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,非这样做不可,就是受到损失也在所不惜。让他再腐败下去,再形成一个大的特殊利益集团,形成了寡头统治,将来影响到政治,就是寡头政治,对整个国家,对党的损失就太大了。这时经济受到一点损失,官员积极性受到一点影响,比起大局来说,算不了什么。还是需要付出这样的学费。



马赛君之友:老百姓是不是当前反腐的最大受益者?


周瑞金:从大局来讲,应该说老百姓也是得益者。被查获的贪污费用,钱怎么使用,我相信对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制度资金的投入会增加,对老百姓是有回应的,查获的贪污赃款用于民生的话,老百姓是得益的。将来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汇报,对查获追回的赃款有一个交代。




马赛君之友:王岐山提出,目前治标是为了治本赢取时间,您觉得两年的反腐败是否达到了为治本赢取时间的预期效果?


周瑞金:现在整个反腐还在进行中,特别是党纪处理的一些官员,下马了,但还没有完全进行处理。特别是一些大案,比如周永康、徐才厚的问题,只是揭露出来了,这里面还有总结经验教训,从他们身上看出我们体制上和制度上的缺陷。有的腐败分子,也不是个人原因,是我们的体制制度造成的。这方面要很好的吸取经验教训,才能为制度建设提出帮助,这个方面我们在总结中。


大部分被罢免的腐败分子,目前正式通过司法程序处理的还很少,在依法处理过程中总结制度上的教训,再来健全我们的制度,这需要一个过程,不是马上一反腐败,我们的制度建设就跟上了。


现在主要是震慑、威慑官场不敢腐败,至少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至于要达到不想腐败,还是有一个过程,还有一个路要走。



马赛君之友:从201211月中共十八大闭幕到现在,已有48名副省()级以上官员因违法违纪遭到调查,其中包括3名副国级、2名十八届中央委员、3名候补中央委员,还有公众曾经感到神秘的军队,也公开有高级将领落马。您如何看待这些大老虎、军老虎的落马?


周瑞金:打大老虎、军老虎一个是现实问题的反应,腐败已经蔓延到军队以及党政机关的高层,说明了腐败的严重性,而且渗透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军队高层的领导中来。


这也体现了我们反腐败的决心,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。谁有问题,谁腐败,谁就应该被挖出来,就要打。不管是活的老虎、过去的老虎,还是病老虎都要打。对高层的反腐败,在世界和国内舆论都普遍赢得好评,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很果断,也说明法治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,威慑力更大。



马赛君之友:在河北北戴河,一个副处级官员家被查出超过1个亿。据新华社大数据,全国有60万这种小官,“大老虎”和“小官巨贪”是如何形成的,在反腐中有哪些重要性。王岐山前同事在中纪委座谈会上炮轰小吏,以“国缺廉律,鼠辈猖獗”为主题,抨击小吏的腐败,是否说明打苍蝇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?


周瑞金:反腐败从上到下一起进行,苍蝇、老虎一起打是对的。至于腐败的根源,中国的腐败有自己的特色。


第一,按照官场腐败来讲,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。但他们主要是在经济领域,我们的腐败涉及的是吏治的领域,就是买官卖官,这在国外是不大有的。


第二,我们的腐败还体现在司法的腐败,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,司法腐败揪出的贪官,老百姓对司法腐败还是很有意见的。如果西方民主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,这种腐败是比较少的。


第三,是舆论的腐败。我是一个老报人,始终认为,主流媒体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反腐败的重要阵地。一些地方媒体满足于一些小打小闹的曝光,把地方政府的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,把丑事变成好事,把灾难变成喜事。作为一个主流媒体,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,应该监督公权力。要是我们的媒体能及时的监督曝光,可能防患于未然。这三个腐败是我们体制和制度造成的。


这就涉及到改革30多年来,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,我们在进行市场经济中,原来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还保留。就是说政治体制的架构还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关系,造成权力介入市场,这是腐败大的背景。


在转型中,当时我们刚搞市场经济时,没有看到发展市场经济中还会出现一个坏的市场经济,就是权力市场经济。它不是马上走向法治市场经济,这就是我们上层建筑的改革,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政治体制的架构没有改革,造成权力过于集中,造成政府的权力过大,介入了市场,权力设租寻租,造成了大量的腐败。因此这样的过程,这样的整个体制和架构下面,从大老虎和小苍蝇就在这样大的体制下滋生出来,这是腐败的根源所在。所以说从制度上反腐败,改变政府权力过大,社会监督力量太弱,市场遭到扭曲,这个局面要改变过来。



马赛君之友: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已经结束,如何看待两轮巡视的成果?


周瑞金:中央巡视组的结果总体上来看还比较好。但是我们反腐的力量,也不能全部寄托在巡视组上,巡视组是我们建立的反腐的一种方式,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,至少在这一两年内已经看到了他的成效,还是好的形式,这样对地方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一个突破。


当然,巡视组的工作也需要一个总结,我现在还说不出巡视组到底出现什么问题,还是只能看到他的成效,在不断的工作改进。


马赛君之友:巡视组方式是一种应急性的吗,是否会形成制度?


周瑞金:我们目前是先打后建的过程,先打击腐败分子,巡视组也是打击腐败的一种方式。这种方式以后会不会成为反腐制度的一种组成方式?看样子也会成为一种组成方式。就是加强中央巡视,这要成为一种制度,形成法律,是依法治腐的一方面。


我们国家人这么多,很分散,各个省、地区之间千差万别,一个中央管的了那么多吗,确实要有一种沟通,是要有这么一个过程,


巡视制度既有应急性的东西,如果通过这一次巡视加以总结,上升到制度层面,将来会形成一个有法可依的巡视制度,那就变得制度化、法治化了,将来会走向这个方面,还是必要的,对中央掌握地方的情况也还是有必要的。


以后还涉及到地方纪委的双重领导,既受地方党委领导,同时也受中央纪委直接领导,这要有个法律依据,这样也是一个制度建设的内容。


马赛君之友:被巡视过的省份是否还会有再次的巡视和新一轮的官员落马?


周瑞金:很可能有,逐步会显示出来。这个还是实事求是,有问题,有腐败就治理,没有的话也不要硬套。吸取过去运动式的,通过运动来搞反腐败的教训,往往矫枉过正,不大实事求是。


现在我们强调依法治国,特别要强调实事求是。有问题,有什么问题算什么问题,不要上纲上线,要分清楚情况,更加依法处理,这个也要在以后的反腐败过程中总结经验。



马赛君之友:您如何看待多地一把手的落马。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,在对一把手的监督上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?


周瑞金:不能否认,我国的司法实践长期受制于党政权力的干预和阻碍。党政权力在司法权威面前更为强大,司法权力难以约束党政权力。长期实行的一把手负责制,加剧了权力的过分集中,很多重大决策或人事安排往往是几个人甚至是一个人拍板说了算。地方或部门的一把手,很容易蜕变成无法无天的“土皇帝”。这种体制,很容易造成脱离群众,形成少数人说了算的局面,并为买官卖官和公权力私用、滥用大开方便之门,最后给党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。


所以,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决策权力格局,建立各级集体领导体制,形成适当的权力制衡制度,打破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,是从根本上反腐的必然要求。


这种局面的形成,主要在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肆无忌惮,不受制约。长期以来,我们不恰当地把权力过分地集中在党委甚至是党委书记手里,在有些地方,党的绝对领导变成了党委书记的绝对领导。


对一把手的监督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,这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。因为我们党怎样实现领导执政方式的改变,一把手权力过大是我们的弊端,邓小平在1980年就提出来了,所以我们发生大的案子来看,都是一把手权力没有约束没有监督造成的,包括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,包括以前的陈良宇、陈希同,他们管了不该管的事。十八大以来暴露的案子都是权力过大。有时权力过大,就有人要给你行贿,有时不是他们要腐败,就是有人主动要送礼,因为你权力大,必然涉及到有些人的升迁等。对一把手监督是一个大问题,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,共产党的执政方式、领导方式一定要改变,根本在这个上面。


但这要逐步来,现在不着急,不是一下子解决问题,要逐步解决。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是什么是共产党的领导,怎么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,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领导思维、领导方式应该有一点变革,现在还没有提上日程。


马赛君之友:反腐败工作中查出的官员“带病提拔”问题突出,是否也与一把手权力过大有关?


周瑞金:这是干部体制的问题,我们的干部体制是领导指定的,让带病的人继续得到提拔。这也是我们改革的一个部分,需要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。




马赛君之友:十八大以来,强力反腐,纪委扩权,纪委的权力越来越大,有些省的纪委副书记排名在常委里仅次于党委副书记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,如何来监管纪委的权力?


周瑞金:纪律检查部门也需要监督,怎么来监督纪委是新的问题。目前我们的监督主体是多元的话,舆论、群众可以监督纪委,纪委自己也有内部监督制度,也清理了一批腐败分子。


当然对纪委如何加强监督,这还是在探索的一个新的问题。制度的建设,法治上如何健全,还在思考中。当然现在的监督是分散的、多元的,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,都有监督但监督得力不得力就是另一个问题,也有可能多元的就造成大家都不管了。这里面需要依宪治国,需要一个宪法委员会,纪委有人违反了宪法,也要有专门机构依法惩治,我们这方面的法律还需要健全。


这就是四中全会提出的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。现在刚刚开始,纪委还处于大作用时,但是谁来监督纪委提出的也很及时,也需要提。苏联的做法就是“肃反”机构权力过大,造成冤假错案很多。中国过去历史上很多酷吏,反贪污也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,要以史为鉴。


马赛君之友:纪委独大会不会形成的新的腐败形式?如何能避免。


周瑞金:这个有可能,要不断地总结经验。


马赛君之友:目前,反腐主要依靠纪委和行政命令。您对目前反腐败的“制度的笼子”建设、法律完善、法治建设的进度是否满意?


周瑞金:我们现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,但没有形成法治体系。四中全会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,现在提出来,贯彻四中全会的决定,这方面会得到改善。


有人说,现在的反腐败,还只是反腐败分子,不是反腐败本身。从一个又一个的腐败案例中,我们不难看出,他们其实大多在重复中同样的故事。什么是真正的反腐败呢?我认为,这就需要对我们的制度做一番认真的审视和反思,需要建立和健全制度,需要有法律对于权力的约束。而这,应该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。


依法治国,就自然包含了反腐败的任务。依法治国,首先是依宪治国,也就是首先依法治官,也就是用法律来规范党政权力。


马赛君之友:我们看到,“通奸”成为反腐通报的常见词,有人认为这是干部个人道德问题,未涉及违法犯罪,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?


周瑞金:权色交易也是腐败,贪钱的人也贪色,所以“通奸”一说比较普遍。不仅是男的,女的也用通奸,通奸的现象说明生活的腐烂,贪色和贪污钱财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面。


通奸对私生活来讲是道德问题,但在通奸中权力的输送、利益的输送,就变成了政治经济的问题,不是个人的问题。所以,通奸有性质的不同,处理要实事求是的处理,如果只是个人生活糜烂,就是生活道德问题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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